(社论)“穹顶之下”需要的共识和行动

2014年初从央视辞职的记者柴静，近日又出现在公众视野，这次她带来的是自费拍摄的雾霾深度调查《穹顶之下》。这部纪录片通过展示大量详实的资料，试图回答“雾霾是什么，它从哪里来，我们怎么办”这三个问题，作品播出后备受好评，不仅柴静本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，一度稍显冷清的雾霾话题也很快活跃起来。

媒体人士通过个人努力调查公共问题，柴静不是个案，在尘肺病、抗战老兵和转基因产品等问题上，同仁也有过类似的尝试。这些案例中，调查者有着大致相同的动机，即受到社会责任感的驱使，希望通过自身的工作推动公众关注与大家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。柴静作为一名在传媒领域历练多年的记者，对于时代痛感无疑有自己敏锐的目光，然而，她在纪录片中反复提到自己的母亲角色，女儿出生后的遭遇是她关注雾霾话题的主要原因，并表示“这是我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”。在诠释这场“看不见敌人的战争”过程中，始终不忘突出作品背后的“私利”动机，这使得《穹顶之下》显得别具一格。

从记者到母亲，作者身份的转变当然不会影响作品本身，它只会对叙事产生微妙的影响。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往往注重中立强调客观，而《穹顶之下》则是在调查事实的基础上，通过一位母亲的视角来展现你我的切肤之痛。从舆论反馈看，这种处理不仅没让作品失分，反而增加了《穹顶之下》的感染力。柴静在片中生动地解释雾霾给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，她说，“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终生暴露的实验舱里”，雾霾已经成为任何社会成员都无法回避的社会危机，关注它早就不只是一位记者的分内之事。柴静作为一位母亲凭借一己之力开展雾霾叙事，她的知识普及和情感动员工作，无疑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自己所处的呼吸共同体。

人们会因柴静的工作而感动，庆幸周围还有这样的公民，当然这种慨叹将会很短暂，恰如柴静反复强调自己的母亲身份，从遭受雾霾威胁这一点看，我们与柴静并不遥远，每个人都面对着和作者一样的遭遇，无论社会地位如何，都无法置身事外。我们记住了柴静，更会因《穹顶之下》对雾霾充满警惕，今后如何应对雾霾俨然已成为一个异常紧迫的问题，对于芸芸众生而言，当前值得关注的是，这部纪录片的走红是否会对雾霾应对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？

《穹顶之下》价值的三个方面：一场关于雾霾的科普，一次公共政策的质询，一番公众参与的动员，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逐渐显现。如何实现同呼吸共命运，柴静凭借一己之力推出深入的调查作品，对此问题给出了初步的答案，但这毕竟只是开始，雾霾之战注定需要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，在此期间需要有相应的分工。这正是很多人面对《穹顶之下》时既惊喜又失落的原因，人们疑惑为什么是柴静？在雾霾肆虐很长一段时间，甚至很多人对它已经感到麻木的今天，公众才有机会通过一部《穹顶之下》对其有相对全面的了解，而且还是公民自发自费的方式。这些工作有的本应由相关政府部门承担，柴静“抢戏”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机构在雾霾应对方面能力不足和工作低效的现实，今后应对雾霾无疑要改变这种现状。

柴静说“这是我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”，这可能是一位母亲面对雾霾肆虐时的真实感受。

母亲们容易感同身受，其实，相信每一个看过《穹顶之下》的人都会因此提升个人的责任感和行动欲。《穹顶之下》可能将成为互联网时代公民调查的范本，雾霾应对需要广泛的公民行动，需要更多的公民去感知，去讨论，去参与，当“私人恩怨”上升为社会共识，这就为制定公共政策创造了条件。政府部门所要做的，便是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，在雾霾应对中承担相应的责任。